中国道路：建构中国话语的基础和前提

作者简介丨李海青

作者简介丨李海青

李海青，中共中央党校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党校创新工程首席专家。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先后出版《权利与社会和谐》等个人专著十部，在《哲学研究》《伦理学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各类期刊发表文章近二百篇，主持国家与省部级课题多项，曾两次获中央党校科研优秀成果奖。近年来先后被评为“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中直机关第八届青年岗位能手等。现为中直机关青联委员，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课题组专家，北京市委讲师团特聘专家。

摘 要：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载体、基础与依托，中国话语的建构应该着力于寻找、阐发使中国道路到目前为止成功并且也会成为中国道路未来成功重要条件的那些独特因素。只有引领与保证中国成功的独特因素才是中国话语构建的关键。从宏观上讲，这些独特因素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总体可控渐进式的现代化策略；治理现代化的改革目标。中国道路是开放的，中国话语的建构也是开放的。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国共产党；总体可控渐进式；治理；开放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而这一成就的取得从根本而言源于中国开辟了一条基于自身国情、适合自身阶段、具有自身特色的现代化道路。然而，长期以来，对于这一解决中国问题、促进中国成功的人间正道与康庄大道，我们似乎没有完全找到一套整体而言合适、有效的话语对其特点、逻辑、规律进行归纳、概括、提炼与表述，使之不论是在对内的价值观念引领、社会意识整合、意识形态管理方面，还是在对外的传播当代中国价值观念方面，发挥应有的积极作用。针对于此，以中国的道路实践为基础，构建有效的中国话语，积极推进话语创新是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中国理论界的一项重要使命。

一

当前既有的各种话语在阐述中国道路方面都有所局限。一方面，既有的政治话语似乎无法完全有效承担这一使命。既有的政治话语尽管也在不断发展创新，也在尽可能地时代化与大众化，但整体而言较重的意识形态色彩、较多的文件政策语言使其在话语内容、表述与传播方面有所限制。另一方面，当前的学术话语整体而言也无法有效对中国道路进行归纳概括，使人认同。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是因为一部分知识分子沉醉于象牙塔中，只视纯粹抽象的研究为学术，对于现实的实践与理论缺乏兴趣，刻意远离现实，疏离政治。既然如此自然就谈不上对中国道路进行什么话语概括。二是因为另一部分知识分子尽管关注现实，但又没有处理好与政治的间距，对现实问题与党的创新理论的研究很多情况下沦为对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简单阐释，缺乏深刻性与前瞻性。显而易见，这种研究难以对中国道路进行凝神聚力的客观分析把握，更难以概括出具有解释力、让人认同的中国话语。综合以上，不论是当前的政治话语还是学术话语在表述中国道路、唱响中国声音方面整体而言都不令人满意。而缺乏这样一套合适的话语，对于我们已有的成就、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未来的宏伟蓝图不能有效言说，不能有效交流与宣传，不仅无法有效回应一直以来针对中国发展的各种质疑与否定，容易陷入有理说不清的尴尬境地，更谈不上使各个层面的听者充分理解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形成的必要性与重要意义，增强其认同感。针对于此，积极构建合适的中国话语，进一步推动话语创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势在必然。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的：“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任何时候都不能旁落，否则就要犯无可挽回的历史性错误。”[1]“我国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践证明我们的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是成功的。要加强提炼和阐释，拓展对外传播平台和载体，把当代中国价值观念贯穿于国际交流和传播方方面面。”[2]“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3]“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提高国际话语权。要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精心构建对外话语体系，发挥好新兴媒体作用，增强对外话语的创造力、感召力、公信力，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4]换言之，就是要找到一套真正合适、内容充实、表述合理、传播有效的话语来表达自己，言之有物、言之有据、言之有理，让听者感兴趣、可理解、有共鸣、能认同，而不排斥。这包括基本范畴的确定或者创新、理论框架的逻辑搭建、具体内容的精心阐释等等。当然，中国话语的构建与当前的话语创新并非意味着完全弃既有的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于不顾，从头再来，而必须要充分吸收、含纳既有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的有用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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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话语创新的任务已经提出，但我们要充分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话语的构建是一个系统工程，它既包括各个具体领域，比如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领域话语的创新建设，也包括整体层面的话语创新。此外，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话语的构建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不能急一时之功。这是因为，中国的发展固然已经取得了巨大成功，中国道路固然已经开辟并且我们还要继续走下去，但中国的现代化还没有最终完成，我们还在实现现代化的路上，现代化进程中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还非常多，仅仅这一事实就决定了中国话语本身的建构也将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过程。换言之，应该用一种历史的、过程的眼光来看待中国话语。等到中国的现代化完成了，中国道路的价值和意义如果能够更加明显地展现出来，中国话语的建构才将会赢得更为有力的客观基础。

当然，对于话语创新也不能消极等待，今天理论界就要着力于中国话语的建构，就要做这样一种探索与尝试。那么，今天建构中国话语应该着力于什么呢？中国道路是中国话语的载体、基础与依托，就此而言，中国话语的建构应该着力于寻找、阐发保证中国道路到目前为止成功并且也会成为中国道路未来成功重要条件的那些独特因素。只有引领与保证中国成功的独特因素才是中国话语构建的关键。我们的发展遵循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是我们是通过与西方不尽相同的方式实现这一规律的。我们已经走过的和将要走过的道路证明，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也可以通过中国自己的道路来呈现，而不必人为比附其他道路。西方现代化的具体模式并非现代化的必然模式，只不过由于西方现代化进程在先并且西方国家今天在经济、政治与文化等领域具有话语权，西方相对特殊的现代化之路似乎具有了普遍性。实际上，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完全的普遍性只是一种幻象而已。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代表的是一种既积极学习、借鉴他国经验，但又不完全同于他者的现代化类型。独有的东西才与众不同，一般规律的这种独特体现就是中国话语应着力概括、总结、提炼与阐释的：中国这样一个情况如此复杂的大国是怎么成功的？我们怎么样把现代化一般规律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中国是怎样基于自己的历史传统、基本国情与发展任务，以与西方现代化进程不尽相同的次序实现现代文明诸价值理念的？中国现代化的特点、规律、逻辑是什么？中国现代化成功的独特性体现在哪些方面？对这些问题的具体分析与完整阐释，实际上就构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话语。这一话语一旦有效构建并产生影响，不仅可以在理论上有效论证一种相对独特的现代化类型，而且对其他现代化国家也会具有重要启发意义，可以有效引导其他发展中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思考自身，参考、借鉴中国经验与做法。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相对独特的道路与话语就具有了一般意义，或者世界意义。正如邓小平早就指出的：“我们的改革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也是一种试验,我们相信会成功。如果成功了,可以对世界上的社会主义事业和不发达国家的发展提供某些经验。”[5]实际上，相对独特的道路才具有解剖麻雀的参考价值，使他者可以从一般与个别的结合处感悟成功之道。同样，建基于相对独特道路的相对独特的话语才会因不同而备受关注。如果一国的发展道路毫无特点，完全比附其他道路，对他者来说也就没有什么参考价值与意义。与之相应，对这条道路的话语概括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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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那么，中国话语应该表述的保证中国道路到目前为止成功并且也会成为中国道路未来成功重要条件的那些独特因素是什么呢？撇开具体领域不论，仅从宏观上而言，个人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认识：现代化的领导力量，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现代化的策略，总体可控渐进式；现代化的目标，基于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这三个方面是理解中国道路的关键，是中国话语的内容核心，是当前话语创新需要好好提炼与阐释的。当然，至于话语本身具体怎么概括、归纳、表述，可以再考虑，在此我们仅就作为中国话语载体的中国道路的特点进行分析。不理解中国道路，就无法有效建构中国话语，推进话语创新，提高话语权。

（一）就现代化的领导力量而言，中国共产党对于中国道路的开创之功应该是值得大书特书的。与国外对中国一党执政的普遍不理解与不认同相比，中国话语的建构应该旗帜鲜明地突出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国现代化领导力量的极端重要性与主要特点。离开中国共产党的权威领导，就没有中国道路，也就谈不上构建中国话语的问题。当然，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还面临着很多问题，党的领导还需要进一步改善，但在短短几十年中使中国这样一个国情如此复杂的超大型国家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较为顺利地实现转型是极不容易的。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确实作为一个关键性问题应该深入思考。在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必须要遵循政党现代化的一般规律，但中国的政党现代化探索的是一条相对独特的道路并且迄今而言是较为成功的。中国的政党实践将有力证明西方多党制的非唯一性，并且为后发国家的政党现代化问题提供有启发意义的借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执政正当性，中国这种相对独特的政党模式一旦能够在话语层面成功建构起来，引人关注、使人理解、让人认同，中国道路在根本点上就具有了话语权。如果忽视了中国共产党这一中国道路的首要、基础与关键性维度，中国话语的建构与创新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现在关于中国话语的讨论与研究恰恰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这一维度。那么，如何认识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呢？2014年7月刘云山在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召开的“欧洲学者眼中的中国共产党”研讨会上指出，观察和研究中国共产党，可以有这样几个维度，即历史的维度、人民的维度、文化的维度、实践的维度和世界的维度。并且特别强调，研究好中国共产党，实际上就抓住了研究中国的核心，就找到了解答当代中国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钥匙”。

借鉴已有研究成果，笔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是因为其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点。其一，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典型的马克思主义使命性政党，具有强烈的历史使命感与长远的价值追求。自共产党诞生之日，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就赋予其崇高的使命：实现共产主义，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在我国革命战争年代，这一使命的内容被区分为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在当代中国，这一使命的内容又被进一步具体化与丰富化：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换言之，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它考虑的不仅仅是当下的事情、现实的问题，作为一种使命性政党，它有一个长远的目标规划与思路设计。这种使命感使得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切实具有一种强烈的国家主体意识与舍我其谁的责任担当情怀，使得其真正将中国的事情、人民的事情作为自己的事情来认真对待与处理，专注于此，不敢懈怠。与之相对应，西方的政党可以称之为现实性政党，其政策设计与目标制定往往局限于一定期限内的选举任务与一定阶段内的现实问题，不具有一种历史的使命意识与长远的发展规划，国家主体意识与责任担当意识不够充分。就此而言，中国话语的建构与创新要把中国共产党的这一特性讲清楚。只有具备这种价值情怀，具有这种长远目标，持续走下去，才会开辟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当然，肩负使命未必会很好地实现使命，通往目标的道路也可能是曲折的，就此而言，仅仅这一个特性还不够，中国共产党的成功还要具备其他特点。

其二，中国共产党具有极强的实践性思维，注重实践探索、教训反思、经验总结、思想提升、理论创新，在理论和实践之间形成了一种较为有效的互动。用党的语言讲就是形成了一条有效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这样一条思想路线在保证党联系群众、面对不断变化的客观实际、思想不停滞不僵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了目标，基于这种实践性思维以及以之为基础的思想路线，才可能脚踏实地的开辟道路，并尽可能少犯错误、探索前进。

其三，中国共产党具有出色的学习、吸纳能力。改革开放必须要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而要熟悉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就必须善于学习，不断提高自身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针对于此，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要建立学习型政党并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推进，而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善于学习的特点表现的也非常明显。特别强调的是，充分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借鉴、吸纳其他国家好的理念、经验与做法也是学习的重要内涵，而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的。总结是回顾过去，学习是针对将来，吸纳是面向世界。善学习、能吸纳的特点使得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思维的开放性与时代性。正因为如此，中国的发展才能与时俱进，融入世界，紧跟时代。

其四，与具有实践性思维与善于学习、吸纳的特点相对应，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整体而言能够从实际出发积极应对各种问题与挑战，较为有效地实现了指导思想、政策与制度的更替与创新。就此而言，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于现实问题与民众需求确实体现出了较为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而这种迅速有效的回应能力恰恰是中国共产党成功的一个重要条件。著名学者郑永年对此做过对比分析：“从理论上讲，在多党制国家，政策变迁的阻力应当小于一党制国家，这是因为政策可以在执政党的更替过程中得以变化。当一个新的政党掌握政权后，它可以终止上一任执政党的政策。然而，现实却常常事与愿违。在许多民主国家，无论西方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反对党并不发挥其建设性的作用，常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在这样的环境中，真正的政策变迁通常十分困难。在中国，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如果说西方民主更多的是一种政权更替，那么中国的政治体系，则更多的是一种政策更迭。尽管在中国社会，人们时常抱怨执政党的政策变化太慢，然而事实上，这些政策在中国的执行速度，已经超过了其他的政治体系，处在一个相对较快的基础之上。在民主国家，政治精英可以将变革政策的责任相互推诿；而在中国，执政党的这种责任，则是无法逃避的。从20世纪的80年代一直到21世纪，中国已经实现了几次重大的政策变革。面对不同的局势，以合理的政策变迁加以回应，如果无视执政党的这一巨大能力，那么我们就无法理解近几十年来中国发生的巨大变迁。”[6]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治理体系现代化，以及四中全会提出的全体推进依法治国都涉及到制度的不断变革与创新。

其五，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大的组织与动员能力，以及自上而下的强大层级支配能力。这一特点体现在改革发展中，就是政策与制度目标一旦确定，就会发挥组织优势，充分利用与调动各种因素与资源，全力以赴。以上这些特点，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今天为什么能！而用合适的概念、语言表述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特点，突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党类型的正当性与有效性，理直气壮地予以传播，应是中国话语创新的一项根本任务。当然，要想保证未来的成功，中国共产党还要在三个方面进一步有所作为：一是进一步明确自身功能定位，按照政党政治基本原理，把精力更多放在联系群众、加强自身建设方面，避免过度行政化，规范好与人大、政府、公检法机关的关系，规范好与市场、社会的关系；二是在维护中央权威的前提下切实推进党内民主；三是切实推进依法治党、依规治党。综合来说，就是要处理好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党权与政权、党与法的关系问题，更好地实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与依法执政。以上问题能否得到进一步的有效解决关系到中国道路的未来以及中国话语的进一步建构。

（二）就现代化的策略而言，总体可控、渐进分解、辩证思维是其重要特点。中国话语的建构与创新必须对这一现代化的实现策略，也就是中国道路具体是怎样走的、走的方式方法进行有效阐释与表达，让听者明白与理解。现代化策略制定的成功对于中国道路的开辟发展而言至关重要。对这个问题一旦找到了合适的话语表达，意味着对一种具有典型意义的、不完全同于西方的现代化实现过程的逻辑剖析。所谓整体可控是指改革者相对有效地把握经济、政治与社会等方面的秩序，对整体局面具有可控性，高度重视稳定。稳定与秩序对于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而言至关重要，具有前提意义。没有稳定，社会一旦混乱，就很有可能一发不可收拾，长期陷入无序状态。所谓渐进分解是指不采取激进的无把握的改革措施，而是采取总体渐进式、分解式的改革策略，对于宏大的改革任务按照顶层设计在“摸着石头过河”的基础上逐步推进，分阶段、分层次实施，不追求一蹴而就。邓小平著名的“三步走”战略可谓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尽管渐进式改革有其自身的问题，但它可以避免过于激进转型所带来的社会无法承受的巨大代价，尽可能减少改革的过大风险，逐渐培育起新的现代社会的各种元素，在旧事物中逐渐推动新事物的生长与壮大。事实证明，在相应的经济社会条件还不具备的条件下整体激进的改革措施往往事与愿违，欲速而不达。所谓辩证思维就是改革的思维方式不僵化、不片面，不单打一，而是统筹考虑各种矛盾因素，善于将现代化进程中各类矛盾的双方基于自身国情相结合。中国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古今中外的因素相互交错，各种似乎矛盾的方面共存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大系统中。中国现代化道路的一个成功之处就在于比较好地实现了各类矛盾双方的有机统一。比如十七大报告中强调的十个结合就多属于此。再比如当前改革进程中提出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相促进，胆子要大但步子要稳等也都是强调矛盾面的结合。看似矛盾却必须实现有机的结合与统一是中国现代化策略的重要方面，对于这种改革策略，中国话语必须予以表述。当然，没有任何改革策略是完满无缺的。其一，渐进式改革总要碰到啃硬骨头的问题；其二，渐进式改革容易停滞在新旧体制的混合体中，新不新，旧不旧。这种改革僵局与停滞状态是既得利益者最希望保持的；其三，诸多矛盾双方的结合也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改革越深入，越到核心区，矛盾双方结合的必要性越强，但结合的难度恐怕也会更大。正是针对以上问题，当前中国话语的建构必须把握分寸，既要切实把中国现代化策略有价值的一面充分展示，同时又不能把话说得太满。换言之，要从一种虽有成功但仍需探索的角度去建构中国话语，不能纯粹为了宣传而宣传。平心静气、客观求实地去表达更易于沟通，单纯宣教反而容易激发听者与受众反感。

（三）就现代化的目标而言，中国话语的建构与创新应着眼于表达具有中国特色的治理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全面深化改革总目标。中国的治理模式当然会体现治理现代化的一般规律，如领域分离、社会自治、多种力量协同共治、法治等，但必然又会具有基于自身国情与发展实际的特色。其一，就治理的主体而言，考虑到强调权威的中国政治文化传统，考虑到中国发展的国家主导色彩，考虑到中国社会力量发育的现状，考虑到当前中国改革对秩序的需求，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将会更为突出党和政府也就是公共权力的作用。尽管社会组织与公民也将是治理的主体，但各治理主体的地位、能力与重要性并不对称，作用并不平等。因此，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将会呈现出自己的特点，即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调、公众参与、法治保障。其二，就社会自治的推进而言，中国的治理现代化具有可充分利用的体制内资源。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将群众组织起来，并建立了各种各样的群团组织。诸如工会、妇联、作协、青联、共青团等群团组织应逐渐弱化行政色彩，更大程度地承担与发挥社会成员自主联合体的作用。中国现有群团组织这方面的改革潜能必须要充分重视与有效挖掘利用。这也就意味着，中国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社会自治组织的建立可以有两条途径：国家一方面会强调社会成员可依法成立各种经济、社会、文化组织，并加强规范与引导，另一方面也会尽量挖掘原有体制内资源，通过改革让原来的群团组织增强自治性。这种体制内的挖潜有利于国家与社会保持相对有效的衔接，可较为有效地避免由于新生社会组织与国家难以很快有效对接而产生的问题与摩擦。其三，就治理主体的协同共治而言，在中国治理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国家和社会自治组织的组织联系与制度化合作会更为密切。国家会尽可能地寻求与社会自治组织的组织联系与制度联接。比如在两新组织，即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建立基层党组织等。而社会自治组织在中国的语境下也会寻求与公共权力建立制度化的联系渠道，以更方便地追求与实现自身利益。这样的社会自治组织实际上无论如何都会带有某种体制内的色彩，尤其是原来的群团组织就更是如此。把这种治理模式的特点阐释清楚，提供一种具有自身特色的治理模式理念也是中国话语建构的重要任务：这种治理模式有何特点？如何在体现共同规律的基础上又区别于西方？其对于后发国家来说有何启示意义？其治理的有效性如何？这些方面都是中国话语建构应予阐明的。当然，这种治理模式如何更为有效地实现，怎样达到基于中国实际的最佳效果，还需要未来的进一步探索。比如国家与社会的互动不论对于国家还是社会都还是较新的事物，彼此之间需要进一步熟悉适应，互动的具体内容与规则都还需要进一步探索解决。在此意义上，中国话语在未来还有很大的构建空间。

结语

综合整个分析，本文的基本观点是：要想建构与创新中国话语，必须把中国道路尽可能研究清楚；中国道路是开放的，中国话语的建构也是开放的；中国道路已经走过40多年，中国话语确实有实质内容可言，但中国道路依然面临问题与挑战，中国话语也不能说的过满；现在可以而且应当着手建构中国话语，但也不能太急于求成。中国话语的建构与创新当然要发挥建构者的主动性，但很多事情是需要到一定时候，条件才会更为成熟。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第86页。

[2][3][4]《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161页；第156页；第162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135页。

[6]郑永年：《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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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丨思想先声编辑部

关

注

中央党校专家工作室

（韩庆祥领衔的研究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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